葉圣陶的散文
十多年前寄居鄉下的時候，曾經托一個老木匠做一張書桌。
我并不認識這個老木匠，向當地人打聽，大家一致推薦他，我就找他。
對于木材，我沒有成見，式樣也隨便，我只要有一張可以靠著寫寫字的桌子罷了。
他代我作主張，用梧桐，因為他那里有一段梧桐，已經藏了好幾年，干了。
他又代我規定桌子的式樣。
兩旁邊的抽屜要多少高，要不然裝不下比較累贅的東西。
右邊只須做一只抽屜，抽屜下面該是一個柜子，安置些重要的東西，既見得穩當，取攜又方便。
左右兩邊里側的板距離要寬些，要不然，兩個膝蓋時時觸著兩邊的板，就感覺局促，不舒服。
我樣樣依從了他，當時言明工料價六塊錢。
過了一個星期，過了半個月，過了二十多天，不見他把新書桌送來。
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問他。
他指著靠在陰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說這些就是我那新書桌的材料。
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功夫，只把一段木頭解了開來!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師般的神情給我開導。
說整段木頭雖然干了，解了開來，里面還未免有點兒潮。
如果馬上拿來做家伙，不久就會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縫，或是接榫處松了。
人家說起來，這是某某做的“生活”，這么脆弱不經用。
他向來不做這種“生活”，也向來沒有受過這種指摘。
現在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動手做書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舉出當地的一些人家來，某家新造花廳，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閣準備嫁妝，木料解了開來，都擱在那里等待半年八個月再上手呢。
“先生，你要是有功夫，不妨到他們家里去看看，我做的家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說到“我做的家伙”，黃濁的眼睛放射出夸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誦他的得意作品時候的模樣。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無效的，好在我并不著急，也就沒說什么催促的話。
又過了一個月，我走過他門前，順便進去看看。
一張新書桌站在墻邊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顯出幾條年輪的痕跡。
老木匠正彎著腰，幾個手指頭抵著一張“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屜的長方孔的邊緣。
我說再過一個星期，大概可以交 貨了吧。
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內高低不平的泥地，搖頭說：“不行。
這樣干燥的天氣，怎么能上漆呢?要待轉了東南風，天氣潮濕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頭的骨子里去，不會脫落。”
此后下了五六天的雨。
鄉下的屋子，室內鋪著方磚，每一塊都滲出水來，像勞工背上淌著汗。
無論什么東西，手觸上去總覺得黏黏的。
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發出霉蒸氣。
我想，我的新書桌該在上漆了吧。
又過了十多天，老木匠帶同他的徒弟把新書桌抬來了。
栗殼色，油油的發著光亮，一些陳舊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見得黯淡失色了。
老木匠問明了我，就跟徒弟把書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當心，讓桌子跟什么東西碰撞，因而擦掉一點兒漆或是劃上一道紋路，他連聲發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
直到安放停當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氣，站遠一點兒，用一只手摸著長著灰色短須的下巴，悠然地鑒賞他的新作品。
我交 給他六塊錢，他隨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里，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
最后說：“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時，你自然會相信我做的家伙是可以傳子孫的。
”他說到“我做的家伙”，夸耀的光芒又從他那黃濁的眼睛放射出來了。
以后十年間，這張書桌一直跟著我遷徙。
搬運夫粗疏的動作使書桌添上不少紋路。
但是身子依舊很結實，接榫處沒有一點兒動搖。
直到“一二八”戰役，才給毀壞了。
大概是日本軍人刺刀的功績。
以為鎖著的柜子里藏著什么不利于他們的東西，前面一刀，右側一刀，把兩塊板都劃破了。
左邊只有三只抽屜，都沒有鎖，原可以抽出來看看的，大概因為軍情緊急吧，沒有一只一只抽出來看的余裕，就把左側的板也劃破了，而且拆了下來，丟在一旁。
事后我去收拾殘余的東西。
看看這張相守十年的書桌，雖然像被殘害的尸體一樣，肚腸心肺都露出來了。
可是還舍不得就此丟掉。
于是請一個木匠來，托他修理。
木匠說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帶了材料和家伙來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經來過，書桌已經修理好了。
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氣的修理!三塊木板刨也沒刨平。
邊緣并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幾個一寸釘把木板釘在木框的外面。
涂的是窯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仿佛還沒有刷完工的黑墻頭。
工料價已經領去，大洋一塊半。
我開始厭惡這張書桌了。
想起制造這張書桌的老木匠，他那種一絲不茍的態度，簡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家伙卻是無可批評的。
同樣是木匠，現在這一個跟老木匠比起來，相差太遠了。
我托他修理，他就僅僅按照題目做文章，還我一個修理。
木板破了，他給我釘上不破的。
原來涂漆的，他也給我涂上些漆。
這不是修理了嗎?然而這張書桌不成一件家伙了。
同樣的事在上海時時會碰到。
從北京路那些木器店里買家具，往往在送到家里的時候就擦去了幾處漆，劃上了幾條紋路。
送貨人有他的哲學。
你買一張桌子，四把椅子，總之送給你一張桌子，四把椅子，決不短少一件。
擦去一點兒漆，劃上幾條紋路，算得什么呢!這種家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頭脫出了，抽屜關不上了，叫你看著不舒服。
你如果去向店家說話，店家又有他的哲學給你作答。
這些家具在出門的時候都是好好的，總之我們沒有把破爛的東西賣給你。
至于出門以后的事，誰管得了!這可以叫做“出門不認貨”主義。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請一個洋鐵匠來給你裝火爐。
火爐不能沒有通氣管子，通氣管子不能沒有支持的東西，他就橫一根豎一根地引出鉛絲去，釘在他認為著力的地方。
達，達，達，一個釘子釘在窗框下。
達，達，達，一個釘子釘在天花板上。
達，達，達，一個釘子釘在墻壁上。
可巧碰著了磚頭，釘不進去，就換個地方再釘。
然而一片粉刷已經掉了下來，墻壁上有了傷疤了。
也許釘了幾回都不成功，他就鑿去磚頭，嵌進去一塊木頭。
這一回當然釘牢了，然而墻壁上的傷疤更難看了。
等到他完工，你抬起頭來看，橫七豎八的鉛絲好似被摧殘的蜘蛛網，曲曲彎彎伸出去的洋鐵管好似一條呆笨的大蛇，墻壁上散布著傷疤好像誰在屋子里亂放過一陣手槍。
即使火爐的溫 暖能給你十二分舒適，看著這些，那舒適不免要打折扣了。
但是你不能怪洋鐵匠，他所做的并沒有違反他的哲學。
你不是托他裝火爐嗎?他依你的話把火爐裝好了。
還有什么好說呢?
倘若說鄉下那個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對于工作不肯馬虎，上海的工匠沒有道德，所以只圖拆爛污，出門不認貨，不肯為使用器物的人著想，這未免是拘墟之見。
我想那個老木匠，當他幼年當徒弟的時候，大概已經從師父那里受到薰陶，養成了那種一絲不茍的態度了吧。
而師父的師父也是這么一絲不茍的，從他的徒孫可以看到他的一點兒影像。
他們所以這樣，為的是當地只有這么些人家做他們永遠的主顧，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家伙預備傳子孫的，自然不能夠潦潦草草對付過去。
鄉下地方又很少受時間的催迫。
女兒還沒訂婚，嫁妝里的木器卻已經在置辦了。
定做了一件家具，今天拿來使用跟下一個月拿來使用，似乎沒有什么分別，甚至延到明年拿來使用也不見得怎樣不方便。
這又使他們盡可以耐著性兒等待木料的干燥和天氣的潮濕。
更因主顧有限，手頭的工作從來不會擁擠到忙不過來，他們這樣從從容容，細磨細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閑寄興的玩意兒。
在這樣情形之下做成的東西，固然無非靠此換飯吃，但是同時是自己精心結撰的制作，不能不對它發生珍惜愛護的心情。
總而言之，是鄉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種態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
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動的，同一手藝的作場到處都有，雖不能說沒有老主顧，像鄉下那樣世世代代請教某一家作場的老主顧卻是很少的。
一個工匠制造了一件家具，這件家具將歸什么人使用，他無從知道。
一個主顧跑來，買了一兩件東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里去為他做些工作，這個主顧會不會再來第二回，在工匠也無從預料。
既然這樣，工作潦草一點兒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每一件東西預備傳子孫的觀念，都市中人早已沒有了(他們懂得一個頂扼要的辦法，就是把錢傳給子孫，傳了錢等于什么都傳下去了)。
代替這個觀念的是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
住亭子間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一張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張半桌載在黃包皮車上帶回來了，覺得很滿意。
住前樓的文人晚上寫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氣有點兒受不住，立刻請個洋鐵匠來，給裝上個火爐。
生起火爐來寫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
富翁見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家具，看看自己家里，還一件也沒有，相形之下不免寒傖，一個電話打出去，一套摩登家具送來了。
陳設停當之后，非常高興，馬上打電話招一些朋友來敘敘。
年輕的小姐被邀請去當女儐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里”的新裝不可，跑到服裝公司里，一陣的挑選和叮囑，質料要時髦，縫制要迅速，臨到當女儐相的時刻，心里又驕傲又歡喜，仿佛滿堂賓客的眼光一致放棄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似的。
當然，“想要什么”而不能“立刻有什么”的人居大多數，為的是錢不湊手。
現在單說那些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的，他們的滿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么”上，要來的東西是否堅固結實，能夠用得比較長久，他們是不問的。
總之，他們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主顧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絲不茍?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廠家，設著驗工的部分，檢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來，不讓它跟標準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們的出品為要求形質并重的人所喜愛。
但是這種辦法是廠主為要維持他那“牌子”的信用而想出來的，在工人卻是一種麻煩，如果手制的貨品被認為不合格，就有罰工錢甚至停工的災難。
現在工廠里的工人再也不會把手制的貨品看做藝術品了。
他們只知道貨品是玩弄他們生命的怪物，必須服事了它才有飯吃，可是無論如何吃不飽。
——工人的這種態度和觀念，也是都市地方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來鄉下地方正在急劇地轉變，那個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師父以及師父的師父分道揚鑣了。
1937年8月1日發表
葉圣陶的散文【2】依靠口耳
咱們寫東西，以前用文言。
文言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文言就是古代口語的記錄，有人說只是一種人為的筆語，是歷代文人集體創造的產物。
這兩種說法可以說都對都不對。
文言這個名稱包皮括許多不同時代不同式樣的文章，實在含混得很。
就時間說，從甲骨文字到現在有三千多年，就風格說，有非常典雅僻奧的，也有非常淺近通俗的，通統叫做文言。
世界上沒有，也決不會有完全沒有口語做根底的筆語，文言不會完全是人為的東西。
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經是某一時代的口語的照樣的記錄，孔子當時說“學而時習 之，不亦悅乎?”是不是就是這么九個音(語音古今異同且不管)，就是這么個次序，都很難說。
在各式各樣的文言里頭，咱們可以提出一種來叫它做正統文言，那就是晚周兩漢的哲學家、史學家筆下使用的，以及唐宋以來摹仿他們的所謂古文家的文章。
這一路文言在當初大致跟口語相差不太遠。
可是口語不斷地在變化，如果筆語大體上跟著口語走，也會變得很厲害。
實際上可走了另外一條路，就是不管口語怎么樣變化，后一代人竭力摹仿前一代人的文章(為什么會走這一條路，這兒不說了)。
這就變得很少了，雖然要絕對不變也是辦不到的。
這種正統文言一代代傳下來，直到白話文運動的時候，凡是拿筆桿兒的都使用它。
就后代人說，文言跟口語的距離很大，幾乎可以說是另外一種語言。
誰要寫文言就得學會這種語言，學得到家，寫得合式，就是通，否則就是不通。
這種語言雖然叫它是語言，可不能拿到口頭來說(只能搖頭擺腦地哼)，所以跟口沒有多大關系。
你要拿到口頭來說當然也沒人來禁止，但人家聽了不能完全明白，甚至大部分不明白(即使是通文的人)，所以跟耳也沒有多大關系。
原來這種語言是必須“目治”的，你得一個個字看下去才明白。
白話文運動起來之后，大家改寫白話文，可仍舊承接著文言的傳統。
白話文也跟口耳沒有多大關系，只在程度上比文言差了些。
白話文也得“目治”，口說耳聽都不很成。
當時大家只想把文章寫得明白通俗些，還只著眼在普及上。
現代的事物跟現代人的心思要用現代的語言才能表達得精確而且入神，這個意思雖然有人提出，可是連提出的人也沒有認真去實踐。
這一半由于習慣了文言的路子。
雖說要改，不知不覺中仍舊走了老路。
一半呢，沒有提明把依靠眼睛的改成依靠口耳，沒有提明惟有依靠口耳寫下來的才是地道的現代的語言，也是個重要原因。
現在有些寫文章的朋友，民國十一二年間上的小學，到中學時代讀些文言，分量少，時間短，沒有受到文言多大的影響，論理該能夠依靠口耳寫文章了，實際上可不然，因為他們有早期的白話文做底子，早期的白話文是管眼睛不管口耳的。
三十年的時間不算長，白話文已經成了口語以外的另外一種語言。
你能說話，認得字，還不成，你得學會這種另外的語言才能寫文章。
這多麻煩，跟文言比起來，至多是五十步跟一百步的差別。
再說，現在不是有人依據種種理由，主張改用拼音文字嗎?拼音文字的利弊怎么樣且不說它，在這兒要指出一點：假定用拼音文字寫白話文模樣的文章，無論你詞兒連寫也好，在字母上加上聲調符號也好，總要叫讀的人胡 摸胡 猜，到底不能夠完全明白。
必得依靠口耳才能使用拼音文字。
反過來說，咱們用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才有不依靠口耳的文言跟白話文(說來話長。
這兒不細說)。
就實際效果說，白話文當然不能一筆抹煞。
試想這三十年來假若仍舊用文言，各種新知識新思想的傳布將成什么樣的情形?那必然傳布得非常之狹窄。
白話文雖說承接著文言的傳統，可是比文言進步，公平話是應該這么說的。
不過它并不依靠口耳，所以還得改變。
原因不在通俗不通俗的問題上，原因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上，就是：現代的事物跟現代人的心思要用現代的語言才能表達得精確而且入神——現代的語言是必須依靠口耳的。
最近幾年來，明白這個道理而且認真實踐的多起來了，有意地依靠口耳，把筆語跟口語歸到一致。
特別在文藝的部門里，咱們已經有了些出色的樣品。
文藝寫人寫社會，要緊的是時代性，而且文藝不只叫人知，還要叫人感，自然得依靠口耳才不至于打折扣。
依靠了口耳不一定就是好文藝，可是不依靠口耳至少是文藝的一個后天的致命傷。
咱們還可以推車撞壁地問一聲：既然不依靠口耳，為什么不索性用了文言?在報章雜志文章以及教科書、各科著作方面，一般作者似乎還不大留意這回事，大多仍舊使用白話文。
我個人以為這也可以改變，應該改變。
白話文已經盡了它的橋梁的任務，咱們該一致努力，過渡到依靠口耳的一邊去(這里有通用口語跟方言的問題，語言變化，后代人難以完全了解前代文章的問題，一時說不盡，待有機會再說)。
1949年7月1日發表
葉圣陶的散文【3】我們的驕傲
我們四個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著，談著幼年同學時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開頭講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黃花的觀察引起了大家對自然界的驚奇;某先生教體操，說明開步走必須用力在腳尖上，大家聽了他的話，連平時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為了讓廚夫受窘，大家相約多吃一碗飯，結果飯桶空了，添飯的人圍著飯桶大聲叫喚，個個露出勝利的笑容;為了偷看《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大家把學校發給的蠟燭省下來，到搖了息燈鈴，就點起蠟燭來，幾個人頭湊頭地圍在一起看，偶爾聽到老鼠的響動，以為黃先生查寢室來了，急忙吹滅了蠟燭，伏在暗中連氣也不敢透……
重慶市上橫沖直撞的人力車以及突然竄過的汽車，對于我們只像淡淡的影子。
后來我們拐了彎，走著下坡路，那難走的坡子也好像沒有什么了。
我們的心都沉沒在回憶里，我們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鄒君拍著戈君的肩膀說：“還記得嗎?那一回開懇親會，你當眾作文。
來賓出了個題目，你匆忙之中看錯了，寫的文章牛頭不對馬嘴。
散會之后，先生和同學都責備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兩頰已經生滿濃黑的短須，額上也有了好幾條皺紋，這時候他臉上顯出童稚的羞慚神情，回答鄒君說：“你也哭了的，你當級長，帶領我們往操場上運動，你要踢球，我們要賽跑。
你因為大家不聽你的號令，就哭到黃先生那兒去了。”
“黃先生并不頂嚴厲，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見了貓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
”孫君這么自言自語，似乎有意把話題引到別的方面去。
我就接著說：“他的一句話不只是一句話，還帶著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
我小時候常常陪父親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從聽了黃先生的修身課，說喝酒有種種害處，就立志不喝，一直繼續了三年。
在那三年里，真是一點一滴也沒有沾唇。”
“教室里的講話能在學生生活上發生影響，那是頂了不起的事。
”當了十多年中學校長的孫君感嘆地說。
我們這樣談著走著，不覺已到了黃先生借住的那所學校。
由校工引導，走上坡子，繞過了兩棵黃桷樹，校工指著靠左的一間屋子，含胡 地說了一句什么，就轉身走了。
我們敲那屋子的門。
門開了，“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那聲音沉著有力，跟我們小時候聽慣的一模一樣，“咱們多年不見。
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面吧?今天在這兒聚會，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黃先生遇見，還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時間加在黃先生身上的痕跡，僅僅是一頭白發，一臉纖細的皺紋。
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銳有神，他的軀干依然那么挺拔，豈但跟十二三年前沒有兩樣，簡直可以說三十多年來沒有絲毫改變。
我這么想著，就問他一路跋涉該受了很多辛苦吧。
黃先生讓我們坐了，就敘述這回輾轉入川的經歷。
他說在廣州遇到了八次空襲，有一次最危險了，落彈的地點就在兩丈以外，他在渾忘生死的心境中體驗到徹底的寧定。
他說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狀盡有奇怪的，可惜沒有千巖萬壑茫茫蒼蒼的氣概，就只能引人賞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
他說在海棠溪小茶館里躲避空襲，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還在呼幺喝六地賭錢，他就給他們講，叫他們非守秩序不可。
他說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條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課時候一個樣兒。
等他的敘述告個段落，鄒君就問他從家鄉淪陷直到離開家鄉的經過。
“我不能不離開了，”他的聲音有些激昂。
“我是將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們一樣，糊糊涂涂的，沒有一點兒操守。
我寧肯擠在公路車里跑長途，幾乎把腸子都震斷;我寧肯伏在樹林里避空襲，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飛機打賭;我寧肯兩手空空，跑到這兒來，做一個無業難民;我再不愿留在家鄉了。”
聽到這兒，我才注意那個房間。
以前大概是閱報室或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吧，一張長方桌子七八個凳子以外，就只有黃先生的一張床 鋪，床 底下橫放著一只破了兩個角的柳條提箱;要是沒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個房間真太蕭條了。
黃先生略微停頓了一下，就從家鄉淪陷的時候說起。
他說那時候他在鄉間，辦理收容難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總算完全安頓停當了，他才回到城里。
于是這個也來找他了，那個也來找他了，要他出來參加維持會。
話都說得挺好聽，家鄉糜爛，不能不設法挽救啊，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無非那一套。
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
你們要這么做，我沒有那種感化力量叫你們不這么做，可是我決不跟著你們這么做。
”接著他憤慨地說：“這些人都是你們熟悉的，都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在臨到考驗的時候，他們的骨頭卻軟了，酥了。
我現在想，越是詩禮之家的人物，仿佛應著重慶人的一句話，越是‘要不得’!”
一霎間我好像看見了家鄉那些熟悉的人的狀貌，卑躬屈節，頭都抬不起來，尷尬的笑臉對著敵人的槍刺。
“在他們從小到大的教養之中，從來沒有機會知道什么叫做民族吧，”我這么想著，覺得黃先生對于詩禮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當的。
黃先生又說拒絕了那些人的邀請以后，他們好像并不覺得沒趣，還是時常跟他糾纏不清。
縣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學務委員，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教育廳科長，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當過省督學多年，全省六十多縣的教育界人物，沒有誰比他更熟悉的了。
他為避免麻煩起見，就在上海一個教會女學校里擔任兩班國文;人家有職務在這兒，你們總不好意思再來拖三拉四的了。
于是他到上海去，咬緊了牙對城門口的日本兵鞠躬，側轉了頭讓車站上的日本兵檢驗良民證。
說到這兒，他掏出一個舊皮夾子，從里邊取出一張紙來授給我們看，他說：“你們一定想看看這東西。
這東西上貼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辦米去的。
你們看，還像嗎?”
我們四個傳觀之后，良民證回到黃先生手里，黃先生又授給孫君說：“送給你吧。
你拿到學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學生知道，現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讓敵人在身上打著恥辱的戳記!”
孫君接了，珍重地放進衣袋里。
黃先生又說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間，教書很愉快，那些女學生不但用心聽課，還知道現在是個非常嚴重的時代，一個人必須在書本子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
但是，在兩個月之前，糾纏又來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來了一份聘書，請他當教育方面的委員，沒有特定的事務，只要在開會的時候出幾回席，盡不妨兼任，月薪兩百元。
事前不經過商談，突然送來了聘書，顯而易見的，那意思是你識抬舉便罷，要是說半個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
我回想光緒末年的時候，一壁辦學校，一壁捧著教育學心理學的書本子死啃，窮，辛苦，都不當一回事，原來認定教育是一種神圣的事業，它的前程展開著一個美善的境界。
后來我總是不肯脫離教育界，緣故也就在此。
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義，去叫人家當順民當奴隸呢!我籌措了兩百塊錢，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我們有黃先生這樣一位老師，是我們的驕傲!”戈君激動地說著，訥訥然的，說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話正是我要說的。
再看黃先生，他那敏銳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們四個，臉上現出一種感慰的神情。
他大概在想我們四個都知道自好，能夠做點兒正當事情，還不愧為他的學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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