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散文作品
卞之琳祖籍江蘇溧水，1910年生于江蘇海門。1933年畢業于北平北京大學英文系，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49-1952)現仍任中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二級)享受終身制待遇。下面是卞之琳散文作品，請閱讀!
長治馬路寬【1】
“長治馬路寬，女人的褲腳寬……一共有三寬，第三寬記不清了，”還沒望見長治的城墻，一位同行者就對我們說了。
第三寬究竟是什么，我到城里就問過幾次，說者不一，按下不表。
女人的褲腳在冬天都扎上了帶子，看不出寬得怎樣了不得。
馬路倒確乎寬。
從西門一進城，一見面前展出去的三株兩株大樹，三所兩所商店的樓房峙立在兩旁，由大車道夾著的大街，同伴中就有人說：“到了北平的西直門大街了。
長治城也確乎不小，周圍二十里，其大，在華北目前在我們這里的城市怕算得上第一了。
城內并立在一起的鐘鼓樓，上面釘著“風馳”、“云動”兩塊匾額，傳說樓頂與伏在東邊的太行山頂―樣高。
門里是地方法院，從前是府衙門。
府衙門背后有“唐玄宗為潞州別駕時所建的德風亭故址。
”今年春天日本一零八師團長下元在這里住過一個時期，最近八路軍朱總司令也就在同一個房間里住了三天。
府衙門前面的石板底下傳說還埋著一位將軍的盔甲。
這位將軍在金兵破城的時候，自刎而死，尸立不倒。
一直等金兀術來拜了三拜。
傳說的故事是發生在四五百年前。
在四五百年后，在1938年2月27日，長治城里又自殺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位四十七軍的旅長李克沅。
從東陽關進來的敵軍大部隊已經到了城下，旅長帶了一營兵在城里死守。
北城的門樓被大炮打穿了，城破了，完了嗎?不，還有巷戰。
兵士在被解決以前，把槍枝毀了，或投到井里。
一場壯烈的戰斗，博得了長治一帶老百姓簡單而可貴的一聲：“四川軍打得好。
”長治老百姓異口同聲的說出這一句話也算得不容易吧。
要知道長治第一次失陷中老百姓被敵兵殺死了多少──三千!這三千人本來也有腳可走，就因為川軍誓與城偕亡，封了城門，才沒有出去。
敵兵進來了以后，手指按著槍上的機關，“看見狗不順眼就打狗，看見人不順眼就打人，”一個理發匠對我說。
城里老百姓當然還不止三千。
其余的都在耶穌堂和天主堂里得了兩個月的庇護。
提起這件事情來，大家都不說一句怨言，卻說了“四川軍打得好”。
宋朝那位守城將軍的兒子就是被金兀術養大了卻起來抗金的《說岳傳》的英雄陸文龍。
現在那些四川將士的兒子是遠在我們總后方的四川，當然還不會給敵人帶去訓練，可是也當然熟悉《說岳傳》里的故事，多數正預備隨一股向外的潮流而涌到前方來，也許一部分已經涌到前方來了，以后當然還要源源不絕的涌到前方來呢。
至于這里長治的老百姓呢，他們干脆把城墻拆了。
這里的房子倒沒有什么大損毀，雖然老百姓在敵軍退走以后，回到家里看見可以拿走的東西都拿光了。
“連我們這里榻上鋪的氈子都給拿走了，”一個澡堂的伙計還在埋怨著。
澡堂外邊一間房子里也許本來就沒有煤氣燈，他也把沒有的原因歸之于敵人的破壞。
到底對不對我不知道，可是無論如何，這一切當然得由敵人負責，老百姓反正已經把侵略者認定是壞蛋了。
敵兵退走的時候，他們還有一件照例做的工作卻沒有做：沒有燒房子。
這里也有他們的苦衷。
他們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被粉碎了。
八路軍和決死隊已經兵臨城下。
燒房子得冒煙冒火焰，他們就暴露了退卻的征象，會招致被追擊的危險。
下元師團長也并沒有把地方法院的沙發搬走，反而把新加在窗口的細鐵絲網留下來了。
他溜走的時候聽說是坐了飛機。
長治馬路寬。
街道上走來了許多穿灰色和黃綠色軍裝的年輕人。
在北平，在上海分手的又在這里街上拉了手，帶了意外的歡欣，相互看看身上穿的軍衣。
原先不認識的也總有他們共同認識的朋友。
“你們從前不認識嗎?”“哎……”被問者遲疑了。
他跟某某人很熟。
噢，我們好象見過面。
這么寬的大路展開在他們面前，等著他們走。
對于他們只要感覺興趣，就無路不可以走，只要走下去就無路不容易通。
你沒有走過吧，一邊走一邊學習下去就行了。
在這里我遇見了杭州梁氏三妹弟。
他們中姐姐在決死三縱隊的軍政干部學校當指導員，正預備當縣長;妹妹也在深山里熬煉過，現在是一個記者;弟弟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里出來了，正要到河北打游擊。
長治的三寶在街頭重新露面了：潞酒、驢肉、小火燒。
在華北廣大的非敵區號稱第一的長春園飯館里又響出了鏟刀敲鍋子的聲音。
如今正是冬天，價廉的皮貨站崗到大街兩旁的鋪門前。
五毛錢一雙的羊皮手套游動在街頭預備溫暖多少出門人的手指。
南門外經常聚著許多挑擔子的小販，陳列了許多從鐵路線的城市里運來的日本貨。
可是大多是我們需要的物品，煤油、洋燭、火柴、電池、油印機……
大街的中心搭起了戲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出來看本地戲。
中國人容易抱太平觀念，實在也是因為我們太愛和平的緣故。
可是火星劇團也在這個臺上演了抗戰戲。
戲臺正中的上方橫掛著一幅白布，上面是廣告，簡簡單單的寫著“請看戰斗日報。
觀眾背后的一條巷口也確乎有人看貼在街上的當天的《戰斗日報》。
巷內轉彎處就是戰斗日報社。
工人分四班不分晝夜的在那里操縱著六架石印機。
全社最初只有半塊石頭，以前則沒有石頭，因為報用油印，由現任社長的秦春風擔任收電、撰稿、編輯，由另一人擔任蠟紙，印刷，發行。
那是已經在敵人退出去以后了。
在敵人來以前，全城更只有一種由商人把無線電廣播的新聞抄在紙上賣錢的東西。
再以前，在戰前，則類似這一套的玩意兒都沒有了。
現在全社工作的有五十人。
報已擴充到八開式的四版，有社論，有戰訊，有國外要聞，有地方通訊，有副刊。
管理部的墻壁上掛了五張統計表，統計改用石印后，七月起至十一月止五個月內每日的開支。
中間一張總表，兩邊四張統計印刷費、郵寄費、雜費、生活費，每一張表上聳立著以六十度斜勢，一支高過一支的五支黑柱。
報的銷路已有三千，每份報的讀者當然還不止三十個。
地域當然限于晉東南。
發行部的墻上貼了少數定閱單位的讀者的.地址與姓名。
屯留一縣中我看到了有這樣不同的讀者：
李高村轉×宋村革命室
崔留村孫軾
郭村楊德堂
路村轉栗村段權中
軍電局趙慎齋
豐儀鎮村箱柜交馮作新
新民村基督臨時安息會鹿慧生
走到報社的民族革命室，你就仿佛進了縮小的晉東南，十幾張的縣圖底下掛著三十多種報。
這里現在已經辦到每縣至少有一種報了。
它們中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一種用鉛印的，就是《中國人報》，間日刊，已經發行了幾個月，每期銷一萬五千份。
用石印翻版的《論持久戰》，《抗戰游擊戰的一般問題》，《人類的故事》，也到處被搶著看。
成立不久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長走在街時常被青年拉住了問他們又出了什么新書。
出版社也就不息的翻印著，編印著種種小冊子。
他們編了一部小學戰時讀本，預備印八萬冊。
他們知道抗戰建國的大工程不能擱在空洞的基礎上。
所以犧牲救國同盟會上黨中心區辦事處的王興讓同志，在和我們用左手(因為他斷了右臂)握了手，和我們講了多少年輕人都做了縣長了，多少村子已經有了民選村長了，多少劇團已經到處演出了，多少自衛隊甚至連回民義勇隊已經組織起來了，多少救國會已經成立了以后，也要嚴肅的加上一句說：“現在這里什么都有了個框子，就等待充實。
山西第五行政區戎勝伍專員的結論則是：“別處怕民眾起來，我們這里就怕民眾不起來。
民眾的沉痛呼聲把老實的戎專員感動得紅了眼睛。
“你們的痛苦我都知道，”他說，一邊伸出了手，“看，我的也是農民的手呀。
請愿的代表大多是農民。
留在長治靜候消息的三個代表(其中一個已經長了白胡子)就住在第五行政區農民救國會里。
農民救國會里經常住五個常務委員。
他們是從五個縣的鄉下來的道地莊稼人。
武裝部主任，從潞城來的，穿著黃銅葡萄式扣子斜襟的黑布棉襖而照軍裝規矩的束了一根皮帶。
他只在襄垣受過一星期的訓練。
到這里就什么都辦得有條理了。
另一個農民，擔任秘書的，在12月20日第五行政區工人救國會成立會上，雖然是怯生生的，畢竟上臺致詞了。
參加這個成立會的各縣工人救國會代表一共到了二百多人，其中十分之一光著頭。
十分之二用毛巾包頭，十分之五戴瓜皮小帽，十分之一戴皮帽，十分之一戴軍帽。
可是一聽說唱歌，老老少少，毫不忸怩，“工農商學兵……”大家合上來唱了。
長治縣婦女救國會辦事處的桌子上擱著黑布和針線，因為他們正在發動會員給青年救國會做二百雙鞋子。
同一院子的長治兒童救國會的房間里則掛著幾支電棒，一看就令人想起那些小英雄的光芒與威棱，兩個十五歲的鄉下孩子，一胖一瘦，都是委員了。
胖的指瘦的對我們說：“他管組織部。
”他自己呢?“鋤奸部，”他回答。
聽到說“鋤奸”，我們就立刻想起當地報紙上每隔若干日總可以讀到的各地兒童團抓住漢奸的新聞。
提起這些事來，鋤奸部主任淡淡的解釋了：“都是些小漢奸”。
“都是和你一樣小嗎?”我們打趣說。
“并不是人小呀，”他只微微的一笑。
他們大多是下毒藥的，販白面金丹的。
兒童團查路條最認真。
為不給看路條，長子縣兒童團扣過縣長，陵川縣兒童團扣過洋教士，平順龍鎮的兒童團中把自己的舅父都扣了。
從他們充滿了幼稚的字跡的“工作報告簿”上，我們可以隨便翻出幾條來看看他們辦起事來那副認真的面孔：
四區報告，韓村村副不負責。
須村兒童放哨不確實，教員不負責，自衛隊黑夜不放哨，一個人借了一個通行證。
南和沒有學生放哨。
二區報告，蘇店宣傳隊成立，每星期一下;偵察隊成立，每星期上早操。
晉寺宣傳隊成立，每半月宣傳一回;募捐隊已經成立，沒有筆墨。
長治馬路寬。
長治城大，空地多，于是大家也就感到一點“不滿”──不是“不滿意”，而是“不滿足”。
精神上和實際上的空間老是填不滿，而時間永遠是那么短，尤其在目前，在冬天，一做工作，天就黑了。
于是煤油燈，麻油燈，洋蠟都起來盡它們所能盡的綿力。
民族革命中學的大禮堂里，經常有校外人來用五十張或八十張課桌，十二支或二十支洋蠟把兩三個或五六個從別處到長治來的客人包圍在核心，向他們發出一個問題又一個問題由他們回答──這叫做“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