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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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義經濟學
1 常用理論
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
交易費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應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訂立合同的費用，督促契約條款嚴格履行的費用等等。
交易費用的提出，對于新制度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交易費用理論表明交易活動是稀缺的，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交易也是冒風險的，因而交易也有代價，從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問題。
資源配置問題就是經濟效率問題。
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須提高經濟效率，否則舊的制度將會被新的制度所取代。
這樣，制度分析才被認為真正納入了經濟學分析之中。
產權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權利，是一種社會關系，是規定人們相互行為關系的一種規則，并且是社會的基礎性規則。
產權經濟學大師阿爾欽認為：“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物品的使用的權利。
”這揭示了產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
在魯賓遜一個人的世界里，產權是不起作用的。
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類社會中，人們才必須相互尊重產權。
產權是一個權利束，是一個復數概念，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
當一種交易在市場中發生時，就發生了兩束權利的交換。
交易中的產權束所包含的內容影響物品的交換價值，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之一。
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
影響和激勵行為，是產權的一個基本功能。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安排直接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如何，最終取決于產權安排對個人行為所提供的激勵。
企業理論
科斯運用其首創的交易費用分析工具，對企業的性質以及企業與市場并存于現實經濟世界這一事實做出了先驅性的解釋，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單一生產制度體系——市場機制，拓展為彼此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的、包括企業與市場的二重生產制度體系。
科斯認為，市場機制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企業也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在科斯看來，市場機制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
交易費用的節省是企業產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惟一動力。
而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在哪里呢?科斯認為，由于企業管理也是有費用的，企業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業方式組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市場交易的成本。
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代表人物是諾斯，他強調，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
總之，諾斯認為，在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
所以，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
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構成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塊基石。
制度變遷理論涉及制度變遷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問題、制度變遷的動力、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變遷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徑依賴等。
科斯的原創性貢獻，使經濟學從零交易費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從而獲得了對現實世界較強的解釋力。
經過威廉姆遜等人的發揮和傳播，交易費用理論已經成為新制度經濟學中極富擴張力的理論框架。
引入交易費用進行各種經濟學的分析是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目前，正交易費用及其相關假定已經構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環境的新制度環境，正在影響許多經濟學家的思維和信念。
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是由科斯的《企業的性質》這篇文章所開創的。
2 行為假定
1.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人們往往在財富與非財富之間進行權衡，尋找均衡點，實現非財富價值不能總以犧牲個人財富為代價。)
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自愿負擔等，非財富最大化往往具有集體主義行為偏好。
個人非財富最大化行為的四種動力：
愛、團結和其他利他主義思想，在家庭、小部族和朋友之類的小群體起作用; 受到脅迫和威脅; 預期為別人做事可以產生對自己有利的副效應; 心理上得到滿足或至少良心不受責備。
2.人與環境的關系，即有限理性。
(人不能對稀缺的世界作出正確的反映)。
原因：
一方面，環境復雜，參與者眾多，信息不完全，不確定性因素多，行業太多，分工太細。
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夠，信息太多和太少一樣不理想。
如到書店買書，考試劃范圍等，信息太多反而累人，關鍵是要有用的信息。
“信息悖論”：信息搜尋不可能達到最佳狀態，因為在搜尋之前不可能知道信息價值。
信息不僅是不完全的，還是不對稱的。
又分兩種情況： 一是事前不對稱 ，如買房、看電影等。
二是事后不對稱 ，如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的關系，醫生和病人的關系，許多買賣關系等 。
又如：二手車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網上銷售、國有企業虧損等。
另一方面人對環境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所不知。
3.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即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求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
人的機會主義的二重性 ：
與冒險、尋找機遇、創新聯系，對立面是保持現狀;
把成本、費用轉嫁給他人，損人利己。
3 關系淵源
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具有超凡解釋力的原因：放寬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假設。
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但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
諾思說，新制度經濟學保持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稀缺和競爭等理論，修正了理性的假設，引入的時間維。
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關系
共同點：都強調制度的重要性，都對新古典經濟學忽略制度的非中性以及過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滿。
不同點：新制度經濟學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
以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人，強調研究人、制度和經濟活動三者間的相互關系 。
舊制度經濟學盡管對古典經濟理論不滿意，但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
與馬克思制度分析的關系
馬克思分析了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間的關系，認為技術變遷決定制度(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諾思認為是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決定經濟增長。
諾思對馬克思評價很高，“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間的矛盾。”(新古典經濟分析柜架遺漏的東西：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
4 興起原因
1，一般的西方經濟學認為， 人是理性的人，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但事實上資本帶有盲目性的特點;換句話說，人或許是理性的，但人的行為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如作為資本家總渴望工人工資低一點而不是高一點;資本家在乎的利潤的多少，而不在乎自己企業的行為污染了社區環境;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假設進行糾正，補充了傳統的經濟學缺陷，提出了解決辦法。
2，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社會出現了新的特征，如人與生態環境的矛盾，人的關系產生了新的社會特點，這些是一般經濟學所忽視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組織、社會之間的行為關系和規則，也就是新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科斯的十大忠告
1、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
只要有自由競爭的環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應對這些交易費用的。
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戰是，他們仍然遭受著種類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視。
他們很難進入資本市場，因為資本市場主要是由國有銀行所控制。
置的種種限制。
只要私企(或任何企業)是依法運營，就該享有自由。
如果一些經濟行為體不遵守市場原則，市場經濟就不會成功。
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
2、政府參與土地交易導致腐壞猖獗，必須將其自身排除在市場之外
只要交易雙方可以自由討價還價并達成交易，那么市場行為就可以發生。
中國的情況是，政府宣稱了對土地的擁有權。
國家必須允許土地的事實所有者——多數情況都是農民——進入市場。
這樣，國家可以通過收稅在土地交易中獲得很大利益;同時，為了自身利益，就必須將其自身排除在市場之外。
國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為，應該叫做單方面獲取。
這顯然并不是市場行為。
府參與土地交易導致腐壞猖獗，帶來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這在中國已經被廣泛報道。
3、中國應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問：深圳發布了一個土地雙軌制文件，允許深圳農村變賣集體所有的工業用地。
你認為，這是否為中國土地政策提供了一個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顯然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中國是一個遼闊而多元化的國家。
一種方法或許在一個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
中央政府應該鼓勵地方政府大膽嘗試不同方法，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4、在中國，教育和稅收兩項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場經濟中都不可避免。
考慮到中國的龐大以及地區多樣性，基尼系數高也在預料之中。
爭議的核心在于，導致不平等問題出現的中國市場經濟，其深層問題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稅收制度，在最發達國家都發揮著強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
在中國，兩項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只要社會流動的大門是打開的，處于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自己孩子的未來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問題。
5、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開錯了藥方，需要反思
在發達國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設置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個孩子。
長遠來看，獨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續。
另外，保證政策的實施過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滿暴力的。
隨著一個國家的富裕，女性也趨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
今天沒有必要來強制執行如此嚴苛的政策了。
獨生子女政策不僅削弱了中國勞動力數量，還降低了其質量。
研究已經表明，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之后出生的中國兒童，其社會技能被迫變低。
當然，其影響也在經濟之外有所體現。
它在基本社會結構上，也嚴重削弱了家庭。
6、“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發生的令人矚目的市場轉型。
然而，不是政府，而是我們稱之為的“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承包制;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吸納外商直接投資，開啟勞動力市場。
與國有企業相比，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邊緣力量”。
7、中國經濟學者要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
我相信經濟增長的秘訣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須考察真實世界。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們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
不過沒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們似乎不大愿意聽我的勸告。
中國有那么多優秀的年輕人，那么多優秀的經濟學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關心真實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就一定會改變經濟學。
我始終對中國寄予厚望!
8、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于法治
人類社會到處都存在著腐壞。
過去50年間，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聽到市政官員的腐壞新聞。
伊利諾伊州的兩任州長現在都身陷牢獄。
我的同胞、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公爵解釋得很清楚：權力產生腐壞，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壞。
如果政治體制是透明的，如果權力由法律來約束，如果任何權力的濫用都可以追溯責任(自由媒體和獨立司法體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壞就不會威脅到秩序和穩定。
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還是體制重建，叫法無所謂，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于法治。
9、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
中國沒有理由比韓國、日本或美國缺少創意。
只要中國開放思想市場，允許大學獨立、自治，給私企以與國企同等的待遇，中國就會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層樓。
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
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中國已故的物理學家錢學森也許提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在與溫總理會面時，錢學森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后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
錢學森之問幫我回答了中國讀者向我提出的問題。
而就錢先生的問題，我卻有個答案，那是因為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
10、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人類的奮斗
我是一個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許多事情，深知中國前途遠大，深知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人類的奮斗!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非常重要!
我今年98歲，垂垂老矣，不知道還能夠活多久，隨時都可能離你們而去。
希望在你們，希望在中國。
我相信你們是不會讓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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