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玉文化的起源來歷
春秋戰(zhàn)國(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諸侯割據(jù)、七雄稱霸的時代，中國玉文化興起，下面一起來看看。
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
爭鳴的范圍不僅限于政治制度、哲學思想、倫理道德，也涉及到了文化藝術諸方面。
這時由于鋼鐵工具的廣泛使用，推動了治玉工具，特別是砣具的改進，加快了旋轉(zhuǎn)的速度，也開始采用硬度較玉為大的金剛砂粉。
進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進了琢玉技術的突飛猛進，使中國的玉器制作已臻完備，步入了飛躍發(fā)展的新階段。
黃國、虢國、中山國和曾國，均非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大國，但河南光山上官崗的黃國之君孟夫婦合葬墓、河南三門峽上村嶺的虢國貴族墓地、河北平山的中山國國王墓、湖北隨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
由此不難想見其它大國墓葬隨玉器的規(guī)模。
在這個中國玉文化史上的黃金時期，各諸侯國競相碾玉，上流社會佩玉成風，膾炙人口、千古傳誦的“和氏璧”和“完璧歸趙”的故事就發(fā)生在此時。
這是一股自原始社會晚期經(jīng)夏商周以來的用玉潮流。
諸子百家對此不可能回避，只有加以論證和說明，以求借此闡發(fā)自己的思想。
在諸子論玉的觀點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墨子把是否有利于解決人們的溫飽做為衡量價值的標準，認為金玉寶器是“費財勞力，不加利”，是統(tǒng)治者少數(shù)人的奢侈活動，因而對玉器持全面否定態(tài)度。
韓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用功利主義的標準確定玉器的取舍，他說：“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他還認為，玉器的好壞在其玉質(zhì)，不在于加工形式。
以上兩家對玉的認識略顯偏執(zhí)，不足為訓。
只有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取中庸之道，強調(diào)玉對禮的內(nèi)容之表達，對玉的質(zhì)與文不輕加否定，重視質(zhì)與文的和諧，開儒家論玉之先河，對中國玉化形成的影響最為深遠。
另外，對后世用玉影響較大者尚有《周易》。
《周易》用陰陽兩種相對力量的平衡和對立看待世界。
《周易•說卦》：“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
認為玉有陽剛之性，與君、父、男性同屬于乾。
這對玉器的帝王化、人格化頗具影響。
禮制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制度。
《周禮》 把“禮”釋為“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抵，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周禮》所講的五禮，被后來許多朝代定為禮法。
何為“禮”?《說文解字》釋為;“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也就是說，禮是祭神徼福的一種方式。
商周時期，禮器系統(tǒng)已經(jīng)形成。
在玉器中，玉禮器所占比例很大。
春秋戰(zhàn)國以來，由兵器演化而來的玉禮器明顯減少，重要的禮器玉琮出現(xiàn)了退化趨勢。
此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為數(shù)極少。
從古文獻上看，當時最為重要的禮器是圭和璧，古人認為在祭神徼福時，這兩種玉器能超脫自然，同祖先神靈相通，或能增加儀式的隆重程度而驚動鬼神。
在夏商周時代得到發(fā)展的玉文化，經(jīng)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的整理加工并加以推衍，“抽繹玉之屬性，賦以哲學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賦以陰陽思想而宗教化;比較玉之尺度，賦以爵位等級而政治化”(郭寶鈞《古玉新詮》)，形成了有一套完整理論的儒家用玉制度，這就是中國古代特有的禮玉制度。
禮玉制度的主要內(nèi)容是：規(guī)定不同階層的等級用玉(六瑞)、祭祀用玉(六器)和修身用玉(組佩)，并把它們和吉、兇、軍、賓、嘉“五禮”結(jié)合起來，以禮用玉，以玉節(jié)禮，把禮玉的使用和宗法、倫理、道德完全融合在一起，為封建等級制度服務。
據(jù)《周禮·春宮·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zhí)鎮(zhèn)圭，公執(zhí)桓圭，侯執(zhí)信圭，伯執(zhí)躬圭，子執(zhí)谷璧，男執(zhí)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
《周禮》是戰(zhàn)國時人托名周公設計官制藍圖的著作。
以六器禮天地四方的禮制顯然是繼承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以來的祭祀傳統(tǒng)，又結(jié)合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思想而建立的。
古人以為天圓地方，蒼璧像天之形之色，故以祭天;五行說以為中央戊巳土，土色黃，黃琮像土色而又外方，故以禮地。
等級用玉即所謂“六瑞”。
據(jù)《周禮·典瑞》記載，“六瑞”主要是在“朝覲宗遇會同與王”和“諸侯相見”的場合才使用的。
因此等級用玉不局限于“六瑞”，其它象儀仗用玉(錢、斧、杖等)、宴饗禮器用玉(纂、盤、敦等)、服飾修身用玉(服玉、佩玉、象冕弁用玉、組佩等)都有標識權(quán)力、等級的作用，也應歸于等級用玉一類。
實際上，玉禮器在各種宗教活動、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中交互使用，其情形是非常復雜的。
如《周禮·典瑞》載“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的用玉方式就多至十幾種。
更具體細微體現(xiàn)禮玉功能的玉器是既能標識身份又用以修身的組佩(全佩)，它是濡家禮玉制度更加深化的發(fā)展，也是禮玉發(fā)展的最后階段。
組佩是多件佩飾組合在一起的成套佩玉，大概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才開始盛行。
《詩經(jīng)》中就有不少把佩玉和人的道德聯(lián)系起來加以歌煩的詩篇。
春秋末期之后，儒家依據(jù)道德修養(yǎng)學說，對貴族士大夫的佩玉從質(zhì)地、形狀、組合都加以人格化、道德化的闡釋，把玉的自然屬性和君子的道德結(jié)合起來進行說教，于是產(chǎn)生了強調(diào)修身養(yǎng)性的佩玉理論。
佩玉理論的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
《禮記》 是一部儒家經(jīng)典著作，它用儒家觀點充分解釋了佩玉。
《禮記·聘義》 借助孔子的一段話，把自《詩經(jīng)》以來人們對玉的認識進行了總的概括：“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輿?’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填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的這段話，是儒家用玉理論的基礎。
《禮記》強調(diào)佩玉的本質(zhì)主要不是表現(xiàn)外在的美，而是表現(xiàn)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養(yǎng)的程度，也就是表現(xiàn)“德”。
《禮記•玉藻》提出：“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佩玉有沖牙。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主張君子佩玉，要時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
《禮記·玉藻》篇還有兩段話，強調(diào)不僅要用佩玉規(guī)范人的道德，還要用鳴玉之聲限制人的行為動作：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guī)，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要使佩玉按照一定的音階節(jié)奏發(fā)音，一是佩玉的質(zhì)地、形狀、組合要規(guī)范和考究;二是佩玉者的行為舉止要穩(wěn)健并合乎“禮”的要求。
只有這樣才能用佩玉的鏘鳴之聲屏除“非辟之心”。
與祭祀用玉、等級用玉相比較，指導修身用玉的佩玉理論更注重從思想道德和日常儀表方面貫徹“禮”的教化精神，即從個人的欲望要求、意志表達、感情宣泄、行為舉止上加以思想束縛。
這自然是非常具體和繁瑣的，不過唯其如此，才體現(xiàn)了儒家禮玉思潮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也反映出儒家在修身用玉方面身體力行孔子“克已復禮為仁”的思想。
總而言之，諸子百家中獨有儒家順應了數(shù)千年以來的用玉潮流，建立了一套完備的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從而給玉器賦予了人文的、社會的屬性，并因此使之具備了玉文化的性質(zhì)。
但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
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漢書·藝文志》)。
各家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確實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因此列國君主對各家是“兼而禮之”，不主一家。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儒家的學說包括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是不可能在全國上下得到最后確立和普遍實行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結(jié)束了春秋戰(zhàn)國諸侯割據(jù)的局面，在“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jù)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遼闊土地上建立了統(tǒng)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的帝國。
但僅僅十幾年后，秦王朝便被推翻了。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了漢帝國。
秦始皇時期所出現(xiàn)的大一統(tǒng)局面，是中國古代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
貫串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洽制度的基本特點形成于秦漢時期，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真正統(tǒng)一也始于秦漢時期。
這種大一統(tǒng)局面，在古文獻中概括為“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 中庸》)。
經(jīng)過秦到西漢前期近一百年的發(fā)展，中國不同區(qū)域的文化已經(jīng)相互匯聚和融合，各個地區(qū)的人民在心理素質(zhì)、道德風尚乃至生活習俗上漸趨一致，終子形成了以原來的中原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
漢文化形成的標志之一，是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在思想上確立了儒家的統(tǒng)治地位。
此后，各級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fā)展，成為后來兩午年間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
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儒術，一是因為儒家的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西漢建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秩序相適應;二是旨在規(guī)范人們言行、維護封建禮制的儒家道德學說有利于推行與政治上大一統(tǒng)相道應的思想統(tǒng)治政策。
而作為儒家學說體系組成部分的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隨著儒家取得獨尊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占據(jù)了中國用玉潮流中的主導地位。
至此，玉文化自起源以來，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終于在漢武帝時期步入正軌，形成完全意義上的中國玉文化。
西漢時期，國力強盛，禮制隆興，祭祀頻繁，厚葬風行，為玉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在儒家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的影響下，漢代的玉器在工藝水平和使用規(guī)模上都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
漢代玉器可分為禮玉、辟邪玉、飾玉、日用玉、葬玉等幾大類，其中最有特色者為葬玉。
迄今為止，經(jīng)考古發(fā)掘的漢墓遍布全國，所出玉器己達萬有余件，主要出自漢諸侯王及其親屬的墓葬之中。
如廣東廣州南越王墓，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河北定縣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山簡王劉焉墓、中山穆王劉暢墓、北京大葆臺廣陽王夫婦墓，江蘇徐州楚王墓，河南商丘梁王墓等。
1968年，在河北省滿城縣陵山上，發(fā)掘了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及其妻竇綰墓。
據(jù)《史記》和《漢書》記載，劉勝是漢景帝之子，漢武帝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立為中山王，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滿城漢墓出土的玉器，完整地再現(xiàn)了西漢盛世的葬玉面貌、王室貴族所用玉器的種類和工藝水平。
劉勝和竇綰均以“金縷玉衣”作為殮服，與以往鹼以多層衣衾的習俗迥異。
金縷玉衣的外觀和人體一樣，全部由玉片拼成，用金絲加以編綴，劉勝的玉衣由2498塊玉片組成，所用金絲約為1100克。
和玉衣同出的還有玉九竅塞。
葛洪《抱樸子》中所謂“金玉在九竅則死者為之不朽”，當指此而言。
玉衣手套中還握有玉璜兩件。
用玉隨葬雖早已有之，但一般都是墓主人的生前用玉，而不是專用于死者的葬玉。
玉衣的雛形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死者臉部覆蓋的“綴玉面幕”和身上穿用的“綴玉衣服”。
玉衣在西漢初年正式啟用，作為皇帝和皇室貴族死時使用的特別殮服。
在《漢書》中有“玉衣”、“玉押”的記載。
據(jù)《后漢書•禮儀志下》記載，東漢皇帝死后穿金縷玉衣;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使用銀縷玉衣;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玉衣。
盡管有這些記載，但是兩千年來人們始終無法知曉玉衣的奧秘。
直至滿城漢墓這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的發(fā)現(xiàn)，才使這一千古之謎真相大白。
在西漢形成的玉文化是中國上古文明中的一種古典文化，它本身是成熟的，典范的，是后世無法超越的。
三國初年，隨著東漢帝國的崩潰和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禮玉制度漸漸衰落。
魏晉以后，胡漢文化激烈沖突，傳統(tǒng)禮樂文化受到歷史上最嚴重的挑戰(zhàn)。
但是，儒家禮玉制度的衰落并不等于中國玉文化的衰亡。
在此時期，能夠體現(xiàn)中國玉文化內(nèi)涵的道教用玉方式(包括食玉、葬玉、法器等)成為中國玉文化的支流，它不僅使中國玉文化在低潮期不致斷流，而且使其在功能轉(zhuǎn)換中再一次頑強地展示出它的生命力，并在宗教的神秘氛圍中得到加強。
隋唐以降，隨著更大規(guī)模的大一統(tǒng)國家的發(fā)展，儒、釋、道合流，吸收了釋、道思想的儒家又占據(jù)了絕對統(tǒng)治地位。
而中國玉文化則有選擇地繼承了上古禮玉制度，走向下一個——也是中國玉文化史上的最后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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